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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梁晓辉)“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3日，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中新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中新社社长陈陆军说，“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新社将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顾中新社走过的路，可谓70年风雨，70年辉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中新社当年从47人开始，到拥有一支2000多人的专门人才队伍，一代代中新人怀揣理想，不忘初心使命，甘于奉献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国际传播事业。“读了贺信，我倍感欣慰，也倍感骄傲和自豪！”

　　中新社70年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1952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习仲勋、廖承志、王稼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新社肇始创建。当年10月1日，中新社向海外发出了第一篇广播新闻稿《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以此标定了10月1日作为中新社的社庆纪念日。70年来走过的历程证明，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中新社发轫、成长、嬗变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新社始终把全方位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总书记大国领袖形象作为工作重点，倾力打造重点品牌融媒体专栏“近观中国”等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活动的栏目，推出富有中新风格和差异化、辨识度的核心报道精品，充分展现大党大国领袖领航掌舵的作用。“近观中国”专题策划推出的“大变局·中国治”系列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新社政文部副主任郭金超表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活动报道和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作为重中之重，紧扣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议题，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心用力用情推出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气质的新闻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

　　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走过70年，中新社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奇兵’，发挥着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中新社总编室主任张红认为，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作出的重要指示，创新话语表达，当好国际传播的“国家队”。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道中，我们将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帮助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中新社因服务海外华文媒体而生。在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新社要“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的要求。中新社海外中心主任黄耀柏表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蕴涵了对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深情厚谊。“我迅速将总书记贺信的内容分享给海外华文媒体同业，他们纷纷向我社表达祝贺的同时也非常振奋，称赞这也是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好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给予了肯定，提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要求。中新社港澳台部主任魏群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海内外各领域宣传报道工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定位。中新社评论理论部主任董会峰说，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赋予中新社重要使命。中新社的特稿专栏“东西问”聚焦文明互鉴，依托中外专家，注重学媒结合，网络综合阅读逾10亿人次。“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我们的探索永远在路上，需要付出更艰苦努力。”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徐德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出福建要增强侨务意识和机遇意识，更加重视侨资、侨力、侨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作出了肯定。未来，我们要继续以侨为桥，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以更主动的姿态做好涉侨新闻报道。

　　河北、浙江、上海等分社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入职7年的中新社青年记者杨程晨说，我刚好走过中新社时间刻度的十分之一。作为新一代的中新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嘱托，以自信的态度、高昂的热情、专业的水准，更加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贺信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表示，中新社正在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立体化宣传报道格局，将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完)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