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pk10_3分pk10

深圳赴港澳旅游签注预约火爆 春节临近多地提前掀起客流小高峰******

　　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如是 王镜茹

　　近期，随着各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调整，旅游行业信心明显恢复。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预计将达20.95亿人，同比增长99.5%，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0.3%。

　　目前来看，旅游公司正积极备战春节市场。二级市场方面，部分文旅板块上市公司股价已率先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业内认为，旅游业的恢复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的消费能力，市场复苏不会一蹴而就，旅游业相关公司也要积极探索转型之路，拓展中高端消费场景。

　　深圳福田出入境大厅

　　人气爆棚

　　1月11日上午，《证券日报》记者实地探访深圳福田出入境大厅，现场有大批市民前来办理以及预约赴港澳个人旅游签注。记者通过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预约出入境业务发现，1月11日至1月18日，绝大部分出入境大厅的预约名额已满。

　　“我们中午都不休息了，连轴办理业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现场情况来看，办理人数和申请预约量均已接近疫情前水平。线上预约渠道拥挤，市民预约成功后，才能在现场取号申请签注，大概4个至5个工作日即可取证。”

　　据了解，1月10日起，深圳机场码头至澳门氹仔往返航线恢复运营。自此，每日往返两地航班恢复至4班。同时，深圳蛇口至澳门(外港和氹仔)往返航线也将做出航班调整。自1月13日起(除夕、大年初一除外)，每日往返两地航班将调整为24班，逢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将在此基础上加开4个往返航班。

　　航空业也在加速回暖，主要机场客流量大幅增加。以深圳机场为例，春运首日(1月7日)深圳机场航班量位居全国第一，1月8日单日客流量重回10万人次，客流量、航班量双双实现“开门红”。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随着春节临近，预计深圳机场客流量与航班量还将持续攀升。为满足旅客春运出行需求，深圳机场协调航空公司加大了热门返乡航线的运力投放，加班架次约2800班。”

　　目前来看，多地提前掀起旅游“小高峰”。1月10日晚，《证券日报》记者来到大理古城，街头人潮涌动，周围商铺生意红火。某民宿老板告诉记者：“从去年12月末至今，大理古城游客数量大增，很多民宿近日出现客满的情况。”

　　大理州文旅局数据显示，1月2日至1月8日，大理机场共保障航班运输349架次，环比增长25%；旅客吞吐量达3.26万人次。

　　上市公司积极筹备

　　迎接旅游业复苏

　　事实上，去年年底至今，“旅游业复苏”一直是投资者热议的话题之一，黄山旅游、西域旅游、岭南控股、众信旅游等多家上市公司表示正在积极备战，迎接后续大批游客。

　　*ST雪发在互动易平台上表示，公司在西塘、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等地的文旅项目春节“不打烊”；宋城演艺也表示，公司各大项目预计在春节和春季期间陆续开园；出境游方面，岭南控股表示，公司出入境旅游组团业务尚未恢复；众信旅游则回应称，正时刻准备迎接旅游行业的全面恢复。

　　对此，产业经济研究咨询机构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旅游业的恢复速度取决于游客消费能力。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传统旅游景区对客流量的依赖性较强，如何向中、高端文旅消费场景转型，保障公司现金流，是每家旅游公司经营管理层需要思考的问题。就目前趋势来看，已有部分景区开始向‘度假化’方向发展，周边民宿也正向休闲娱乐一体化的产业集群转变，吸引游客进行二次或多次消费，最终实现稳定收入。”

　　华泰证券分析师梅昕认为，返乡需求有望于今年春节集中释放，并带动线下聚会消费场景回暖，春节后商旅出行有望快速恢复，第二季度后将逐步进入旅游旺季，国内长线游和出境游市场有望得到进一步修复。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